传统教育与中华文明根性智慧

主讲/冯哲 策划/问道编辑部  采访者/问道编委张日勃  时间/2009年10月

冯哲 “经典诵读工程”海内外推广者,《经典诵读工程》丛书出版基金委员会副主任,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创办人,中华慈善总会儿童教育顾问,中国老基会“孝基金”秘书长,中华孔子学会理事,汉英对照《大中华文库》全球总发行人。

 

中国教育无与伦比

从资源和历史的角度来看,在世界范围内,中国的教育资源最丰富,教育实践最深刻,教育体系最完整!我们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,都是无与伦比的,它是身心灵一体的。

问道编辑部:《礼记》有云,“师也者,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”;我们也常讲,“志存高远言自豪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这些讲的都是教育。而中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,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教育这一块没做好。

从过去到现在,教育体制一直在演变。从近代开始,我们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,可是西方现在也迷茫!所以,在没有更好的教育模式之前,是否还是先学我们的老祖宗,按照老祖宗的那一套来?

冯哲:对!从资源和历史的角度来看,在世界范围内,中国的教育资源最丰富,教育实践最深刻,教育体系最完整!我们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,都是无与伦比的,它是身心灵一体的。这与西方那套知识、逻辑的系统是截然不同的。

我们应该知道,中华民族从生成到发展,一直处在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下,极其具有传承性。任何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,都得益于这种长期的稳定性。这个和西方的游牧和渔猎是不一样的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您说的这个稳定性,是从它结构的各个层面讲的?

冯哲:是从它的地理环境,一直到形成它的人文心理。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文明,我们基本上不离土、不离乡。任何一种系统的形成都需要传承性,代代积累,这样才不会浪费。在中国历史上,任何朝代都要记载前朝的历史。这就注定了中华文化是完整的,永不丢失的。

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的,教育是维系一个民族灵魂不灭、精神不灭的最重要的方式。在教育的传承上,教育资源的积累上,教育方法的锤炼上,我们是最完整的。可是,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文化断层,我们教育的现状不太乐观。这一点需要正视,亟待恢复。尤其是近代这一百年来,西学大盛,中学式微。这既是一次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,当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:在西方学术大放光彩的同时,我们也意识到了东方根性智慧的可贵之处。

冯哲:对!从历史来看,中华文化在这次冲击中,注定要有一次大的飞跃。但在这个飞跃里,必须要按照它一贯的发展脉络,全面地消化西方、解构西方。

从传统教育的旨要上来说,它并不排斥西学。不能一谈国学,潜意识里就把它与西学对立起来。基于这个精神,我们在学国学的同时,也必须要学西学,而且应该把西学学得更好。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现在的人都开始关注教育问题了。终南山里有一对夫妇,他们自身都很有成就。因为对学校教育不满,所以把小孩带到深山里去,读四书五经。可是,对于现在的教育体制,只有少数人觉悟到了,才会这么去做,大部分人还是不敢去冒这个险。

冯哲:你讲到冒险,我觉得现在是大众在冒险,少数的觉醒者另辟蹊径,走上了一条大道。我们不能以现象论高下,论是非成败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,都找不到和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。学到的理论知识,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。而只要是前途有保障的专业,再生僻都有人去学。这是因为,他毕业后能够生存,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
冯哲:如果能完整地体认国学,从它的义理层面思考的话,就不会在乎这种形式和时代特点。当然,国学里面的儒家讲经世致用,学以致用,那它必须契合现在的时代和社会人心。国学不在于恢复古代的形式,主要还是在义理层面。

我们现在对所谓的成才是缺乏思考的。像我们学的数理化知识,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。但有,它有用的可能!这里面就是一个取舍问题。当然,还有一种惯性思维在作祟。孩子到六岁了,就必须上学。上学就必须要学语文、外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这些知识。这些好像都是约定俗成的、习以为常的。但是很少有家长知道什么学问对孩子有用,怎么样才能为孩子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人生?

 

孵育中国文化的资本家

从德行和学问的层面着手。以经学为主轴,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。中国文化中的那些元典,那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。按照这种规划培养出来的人,他们会成为一批中国文化的资本家,这是很自然的。不过这不是书院培养人才的终极目的。若只是为红尘中的名利而去奋斗,这是比较堕落的。我是希望书院培养的人才最终能够用圣贤的思想去影响世界。首先是能够传播中国文化,向世界说明中国,其次,是能够融通中西,从事文教事业,引领人类朝更和谐的方向发展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那么,国学传统教育是要把孩子送向何方,为他做一个怎样的定位?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蓝图与规划?

冯哲:我个人觉得,教育规划应该分为三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是九年。第一个阶段是从德行和学问的层面着手。以经学为主轴,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。这个是九年当中要一以贯之的。中国文化中的那些元典,那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,最好是能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。

而这第一阶段的九年又要一分为三:第一个三年全时段读经。基本上都是读元典,包括孔孟老庄这些东西,要念一千遍以上。第二个三年,经史合参,这也是中国做学问的传统。有了经学的底子了,再把史学的内容融合进去,互相参合。古人做过的事,讲过的话,都在历史书里。让孩子们去阅读史书,他对经学的理和道,就有了一个运用的参照。第三个三年,就要一直扩展到经史子集,尤其是文学部分。让他们在中国灿烂的文学,在中国的诗词歌赋里自由翱翔,这能增加他们在情感上的相应度。因为第三阶段已经进入少年,必须要发乎情,止乎礼,必须要有一个合理、正向的情感出口。

第一个阶段是以读经为主,做的是人生的底子,固本培元,大部分是基本之学。只要底子丰厚,什么种子,什么因缘只要一碰,马上能生根开花。第二个阶段,要建体开用,这个“体”已经毫无问题了,他会成为同龄人之中,对元典体会最精深的一个群体。这时候,他要和活的人碰撞交流,那就必须要找一些有修、有证、有量的人为他做开解工作,使他能够在论学取友当中去丰富体认。第三个阶段,取精用宏,结合自己的所学、所思、所论、所想去和人打交道,去创业,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修炼自己,实证圣贤的教化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这三个阶段各有侧重。

冯哲:对!第一个十年是吸收;第二个十年就是表达;第三个十年是践行。三个十年形成一个成熟而饱满的文化生命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它是在体系之内,还是在体系之外?

冯哲:前两个阶段在体系之内,第三个阶段在体系之外。

按照这种规划培养出来的人,他们有先天的优势,传统文化的底子很深;未来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人,他们是潜力股,很容易进入各个领域,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;这些人看似是行业上的精英,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红尘,他们在红尘中立功、立言、立德。

他们会成为一批中国文化的资本家,这是很自然的。不过这不是书院培养人才的终极目的。若只是为红尘中的名利而去奋斗,这是比较堕落的。我是希望书院培养的人才最终能够用圣贤的思想去影响世界。首先是能够传播中国文化,向世界说明中国,其次,是能够融通中西,从事文教事业,引领人类朝更和谐的方向发展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,您正在推动的读经的教育模式,和中国主流的教育模式,和西方教育模式相比,有什么优势?

冯哲:你提到了主流,我认为我从事的就是未来的主流。而且从中国历史来看,这就是主流教育,是一以贯之的。只是这一百年,我们的主流中断了,外来的东西成为了形式上的主流。西学目前在中国是比较泛滥的,这就使我们真正主流的东西变成了隐学。

传统的私学与书院及太学教育模式,传承了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文化。拿书院来说,书院模式自由而开放,培养出了很多大人物。它只要和中国古代对接,就会有很多的历史资源,能够把本末、先后搞得很清楚。八岁开蒙就教孩子们洒扫应对进退,强调事,不说理;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体会。到十几岁之后就是格物致知穷理,它必须建立在认知、理解的基础上,去学习、体证、实践,最后叫证明。古人教育把本末先后搞得很清楚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从现在西方发展心理学上讲,它能对接上吗?

冯哲:能!它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。这么好的传统我们如果不去继承,而只是认为这是片面地依赖西方的话,那太可惜了。

但是,并不是说我们恢复传统就要忘却西方,没有!把本末先后搞清楚后,就去吸取西方那套学问。儒家讲志在天下,天下不是中国,它当然包括西方。到现在为止,西方侧重知识技能的教育,依然还是我们所缺乏的。但是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认知上,不能一学就把自己忘了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我们自己的东西,自己不看重,但是韩国和日本却是奉如珍宝。

冯哲:对!这也得益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缘。一方面,我们有文化的危机意识;另一方面,我们又要借外来修己。韩国申请了端午祭,中国人这才开始注重自己的传统节日;现在韩国人又申请春节,那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就更要举国欢腾了。其实,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,虽然他们申遗了,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占取了这个文化资源。而且,从客观上讲,这反而成就了我们。从正向价值判断,这表明中国文化的世纪到来了。我们开始精神抖擞地应对,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码头都建造下来。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因缘。

再比如说,佛家汉末传入中原,儒家面临冲击。于是,儒生们才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的学问。原来他们都是很自由的,田园牧歌式的。可是现在不行了,有了对手,自己就得加快发展。当然,学问一旦形成所谓的系统,大家就会以为这才是儒家,那就是道家。这也是客观上的一个流弊。实际上那些原创的圣人,他们是变动不居的,他们不会局限自己的学问。但是学他的人,却不自觉地分成三教九流了。

 

传统文化的践行之路

怎么样运用才能让传统文化绽放出自己的魅力,可以让学生不落入迂腐之中?书院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?

我们会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文化创业的模拟和试验。它既是一个书院,又是一个公益文教创业的孵化器。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进行出版、动漫、影视、新媒体等,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事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教育,如开办孔子学院等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那么,怎么样运用才能让传统文化绽放出自己的魅力,可以让学生不落入迂腐之中?书院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?

冯哲:要解决这个问题,我有个思路,就是文化创业。我们会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文化创业的模拟和试验。它既是一个书院,又是一个公益文教创业的孵化器。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进行出版、动漫、影视、新媒体等,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事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教育,如开办孔子学院等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,致用的关系一直处理得很好,但到了唐以后,这种创造力却越来越衰弱,以致于后来西方文化进入了。针对这一问题,我们怎么样保障他们的创造力?

冯哲:中国人的气象,从宋代以后就开始变弱了。宋朝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,基本上没打过胜仗,最后连皇帝都被人家抢走了。但是宋代的文化却非常灿烂。宋代的诗词、字画、建筑、家具,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。但是,为什么国力那么弱呢?

这是因为儒家虽然建立了一套充满人伦纲常的、王道精神支撑的体系,但是发展到宋明时期,儒家的气象和格局却被她自身所形成的学术体系局限了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这可能也是儒家的一个矛盾。儒家强调社会性,而它所强调的社会性跟体制却会产生矛盾,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。美国孩子可以不去上学,只要参加考试就行了,可以在家里以任何方式进行教育,可我们不行。这是一个瓶颈。

冯哲:实际上,从五四到文革,儒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。我们现在是在当代这个框架下,恢复一些合理的东西。要发扬,得先恢复。恢复之后,还要合乎于当代。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生生不息,也讲与时偕行,它也讲整个社会的演进规律,使天道与人心相呼应。

其实,儒家在孔孟时代也没有完整地实施,没有哪一个国君愿意完全地实施它。但是,这并不影响先贤儒生的孜孜以求,那是儒家的真精神。它没有变成主流,但是它一直讲志在天下,情寄庙堂。儒家希望国君用它这一套,好让老百姓生活安宁,丰衣足食,相安无事。只不过,一旦被政治作为工具来利用,就走向了它的反面。

客观上讲,儒家不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,它是一个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,大家都得修身克己。不是说它的这一套就是为帝王家,是为庙堂打造的。孔子讲,学而优则仕,那个仕是什么?只有成为仕,有那个官位,他才能实施自己的教化。你只有在那个位置上,你才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,推行你的一套王道政治,教化民众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儒家自古就有深厚的济世情怀。

冯哲:对!但现实往往又是求之不得。所以,儒家文化推崇、强调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思想。虽然世事也未必常遂人愿,但不能放弃努力,始终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、发扬下来,这是儒家的真精神,也是它可敬的一面。

 

  问道编辑部:这就是先秦发散性、创造性的儒家精神。

冯哲:对!其实从个人感情上说,我很向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。但是,也许是因为“中了儒家的毒”,这种有为之心又让我志在庙堂,这也就是一种使命感吧!

 

问道编辑部:使命感有时候是很折腾人的。

冯哲:所以我对孔夫子也是爱恨交加的。一方面,他的想法从来不被当时的国君采纳。但另一方面,他又让人无限佩服。他真是有正气和诚意去匡扶天下。现实社会常常让他处在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境地,这个时候就需要常常安慰自己。《论语》讲“不怨天、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”,这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!你志在于道,可却对现在的待遇不满意,有怨气,那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求道人。是道义在抉择着生命,而不能让利害驱使着生活。

 

重返中国元典文化

中国有句话,叫返本开新,追本溯源。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,一定要返回自己文明的起源地,返回到古希腊,从那里再重新出发,从而焕发无限生机与活力。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新的起源点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要让国学传统文化大放异彩,得到国人的更多重视和运用,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生活当中的诸子百家。

    冯哲:常人都是色相修法,都认为做得大的、快的、新的更好,有钱的更好。其实,对好的界定要有一个认识。有时候你会发现,其实小而美是挺好的,小国寡民反而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形态。像老子讲的那样,吃得好,穿得好,风俗也很好,大家也没有竞争与争斗,那样的社会真是太好了。但是现在的中国深受西方工业化与物本经济的影响,不少中国人好像得了西方文化末端肥大症,常常以西方的模式、话语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。这个是很遗憾的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西方的管理模式,是一个急速发展的管理模式。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竞争标准来制定的。而我们是一种小而精的发展模式:实力到了迈过一个坎,再到了就再迈过一个坎。这需要我们东方根性智慧繁衍出来的系统结构。

冯哲:没错,但是我们中国人需要恢复自信力与原创力。否则他就会把西方的表象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。看似学西方,实则也是背离西方真精神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有学者在做中国传统文化梳理的时候说,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化,是一种元文化。那时候文化没有细分。但那个时候三皇五帝的创造力却很强。他们行而论道,圣人都有发明创造,他们也种地。但是分了阶级以后,他们开始瞧不起种地的人了。同时,可能是为了防止物质的发达影响人的道德,这些发明创造都被排斥了,一直到后来致用的关系出现问题。所以,要做教育的话,得从元典上树立。

冯哲:中国有句话,叫返本开新,追本溯源。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,一定要返回自己文明的起源地,返回到古希腊,从那里再重新出发,焕发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新的起源点,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时代,也是西方人所说的轴心时代。在那个时候,东西方同时出现了自己的圣人:中国人有孔孟老庄,西方有苏格拉底、柏拉图;后来西方有耶稣基督,南印度有佛陀释迦,佛陀比基督还早五百年。

中国文化是一个极为早熟的文化,是一个早期成熟的文化。自孔子之后的儒家,基本上还是基于对孔子学说的理解、注释与发展,侧重在一个注解的层面,验证的层面。

这一两百年来,欧风美雨使得中国人好像动不动就要弄个新的,求变的心过于迫切。这和西方文化的特质倒是一脉相承的,西方一直在求变。中国文化的成熟是从义理层面讲的,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再做任何的发明创造,对一个后辈学人,这恰恰是我们的福气。

如果真要具备中国文化真精神,那就应该回复到我们的本源时期。从文化的角度讲,孔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,他承接了尧舜文武周公的心法,述而不作,删诗书、定礼仪,注重整理、归纳、总结,自他而后,又开启中国两千五百年。那时候先秦的气象,真的是百家争鸣,每一派都是高度自由,极具原创性的。只是到了后来,学他的人就不行了,非要把自己局限在一宗一派里,这就没办法大成了。

 

君子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

这一百年来,西方的新式教育进入中国。正是因为它太新了,所以注定我们要冒险。如果中国古老的东西是好的,那我们复一复古也没有什么错啊!中国传统文化,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德性。君子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,德性是要统摄学问的。学问变成智慧,可以驾驭知识,最终变成人的专业技能,这是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,本质是德性、学问,表现是才智、技能。

问道编辑部:您目前倡导的这个教育模式是比较新的。那么,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如何体现德?

冯哲:实际上我认为自己目前做的这些是中国最古老的东西。这一百年来,西方的新式教育进入中国。正是因为它太新了,所以注定我们要冒险。如果中国古老的东西是好的,那我们复一复古也没有什么错啊!中国传统文化,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德性。君子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,德性是要统摄学问的。学问变成智慧,可以驾驭知识,最终变成人的专业技能,这是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,本质是德性、学问,表现是才智、技能。

在中国文化系统里,所有德的聚集都是要透过能,你要练成真功夫,需要很多反应。实际上这是一套精密的高技术,只不过自己到达最顶峰的时候,也达到一个超越的状态,而升华、虚化为德。

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朝着形而下去发展,从中国历史来看,最泛滥的反而是这些技术、技能、才艺。其实技术到了最高境界,才近乎道。大道并不是说要靠什么很高妙的方法才能获取,它其实就在生活的进退及伦常当中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是很缺技能,缺的恰恰是系统性。任何学问都要为时代所用,因为时代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。我们在技和德之中,缺失了一点品德。

虽然东方智慧很有外发性,但是它的魅力没有体现出来,要不就是过多地停留在个人的钻研上,要不就是过多地停留在以德召天下的层面上,最后变成了隐士,或者变成了文化的研究者。那么,如何把东方的智慧变成系统的东西?

冯哲:其实,中国的文化是很开阔的,是极其空灵通透的。它的接口很多,是一个宽门的学问。这些知识系统、逻辑系统,在窄门的学问里形成专业技能还可以,可以做得很精微,精致。对一个人来讲,从人的幸福指数和心灵开放度来说,还是中国文化系统能让人全方位体验、享受。但是我们似乎缺乏一个落地的操作系统,和运用这套系统的学问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这个根性的东西比较宽泛,但也比较散。而操作应用就是西方擅长的东西。

冯哲:东西方文化是有互补性的,但是不能就此说孰优孰劣。中国人长期农耕,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。而西方的游牧、渔猎及贸易生活注定其擅长长途奔袭,它必须要有很好的组织架构,协同配合要做好。但是,中国人不是这样的。

中国人世代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,撒一把谷子养活一家人,不需要组织左邻右舍抱成团。虽然从文化的义理上我们也讲“二人同心,其利断金”,但在天然的地理环境的发展中,我们不太强调这些人为的组织与系统。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讲,农耕文明中个性的自由与解放,和心灵的通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。我们道家的这种逍遥,这种上天入海的境界,西方人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是中国人但凡进入了这个系统,就可以享受其中。中华文化有自己特有的地域、气候、生产方式、居住方式,它是自然形成的。

但是,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西方的管理配合。论起管理配合,那蒙古的铁骑用得最好。它的民族特质、生存环境决定了它的发展。如果他们代代延续下去的话,那它也能发展出精细和精密系统性。

 

脚踩大地眼望星空

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的王道精神。要有担当,要勇于实践。既有自强不息,又有厚德载物。就像我们过去讲的那样,既要脚踩大地,又要眼望星空。脚踩大地是不脱离实际,笃诚力行,眼望星空是志存长远,理想高悬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其实,东西方文明的区别,也可以从中西医间的区别窥见一斑。中医边养,边调,边治,边健身。而西医讲健身,就是去健身房练出肌肉就行了。我们都承认西医对自己有用,但是,在用的过程中,却需要接受中医的理念。否则,一旦西医的理念主宰了我们的思想,就会出很多问题。

冯哲:其实这也是近一百年来形成的一个大众心理的惯性。只要得了大病,潜意识里就相信西医,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西医。

所以,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需要重新界定是非的时期。其实文化还是需要再次启蒙的,不能让实践的表象来左右我们的判断。如果我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,不能对事物建立一个正见,那是有问题的。知难行易,要建立正知见是很不容易的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是非常不容易!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,因运用传统文化而使自己发展壮大的企业的案例。所以,大家很难认可传统文化是对的,是有用的。

冯哲: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。中国传统文化里,儒家讲学以致用、经世致用。任何东西要赢得民众的信任,它是需要做出来的。所以,我希望中国能出现一批文化资本家,他们创业的资本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与体验,并具有高度善巧转化的能力。

文化不是门面,不是装饰,它可以让我们安身立命,也可以让我们经邦济世。但是现在我们文化的传承中,安身立命这一块丢了,变成了纯学术、纯学问,更多的是变成了知识。这就远离了生命,远离了生活,我们没有把它转化出来。这一点在我们文化的传承中,是非常可惜的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这中间缺了什么呢?

冯哲:缺的就是童子功!这个童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后天学来的,先入为主,终身运用。它还没达到那种不思而得的境界,所以没办法运用自如,目前还是一种借用。所谓文化搭台,经贸唱戏。

实际上,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,对西学有这么大的迷恋。但是,同样的,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,把西学变成了自己的血液。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无意识的开放度。

而对自己的东西,一旦被人点醒,那也是不可阻挡的。现在的国学热,不是政府的号召,完全是自发的,是一种民族自觉,文化的自觉,人心的自觉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历史的潮流已经走到这里了。现在已经是一个古为今用、东西结合的大环境了。现在国内的研究国学大部分还停留在术数和理的方面。还没发展到实践方面。

冯哲:对,学国学一定要实践国学。尤其是现在,更应该注重增加实践的力道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现在确实是需要大家抱成团的时候!

冯哲:是这样的。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的王道精神。要有担当,要勇于实践。既有自强不息,又有厚德载物。就像我们过去讲的那样,既要脚踩大地,又要眼望星空。脚踩大地是不脱离实际,笃诚力行,眼望星空是志存长远,理想高悬。

过去有一句讽刺儒生的话,叫“平时静坐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”。就是说他平常迷恋在坐而论道,没有起而行之,缺乏实践的力度。他只得到了一套圣人学问的躯壳,没有办法得圣人的致用心法。

但是今天,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。我们要学会全面消化西学,把他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,融会贯通,然后再用中国这套义理来统摄它,形成中国文化儒释道西的新格局。我们的文化是有无限生机和活力的。

现在学传统文化的人,有不少人潜意识里,视自己是社会的弱者,但是他们内在的理想国又非常美丽。应该让大家感受到,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,自己的内心更加地安定详和,外在更加地丰润华美。这才是一个再次升华绽放的时候。

 

问道编辑部:对啊!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上一双翅膀,让它飞得更高,飞得更安全。

冯哲:对!在诸子百家里,我个人认为,主干系统最好是儒家,再以佛老作为两个翅膀。没有翅膀,飞不起来;没有躯干,翅膀无所依从。以儒家为躯干,以佛老为两翼。只有这样,中华文明才能上天入海,飞鹏展翅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,有删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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