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书院教育管见

（北京四海孔子书院会讲课件）

一、引言

 随着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和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，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的重要。这正应了春秋时期齐相管仲的名言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在这世界大潮流面前，我们中国人用什么理念去凝聚民族意志、又拿什么去与世界各民族进行文明对话呢？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和提炼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，拿出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，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。而书院教育则是进行道德人文教育、传播推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平台。

在此，拟就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当代书院教育问题谈谈一得之见。(四海感受：理想、事业心、前景)

二、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

1、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定义：我们所谓的文化是指包括思想观念、礼仪风俗与制度文物在内的中义的文化，所谓的“中华传统文化”是指以儒学为主导、以儒佛道为主体、诸子百家兼容互补的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2、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。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。体现在三大方面：一曰“以人为本、以德为体”的道德人文精神。孔子讲“仁者人也”，“仁者爱人”、讲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、孟子讲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、荀子讲“人最为天下贵”，等等，都体现了这种精神；二曰“以和为贵、和而不同”的多元和谐精神，《论语》讲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、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《老子》讲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（中）气以为和”，都体现了多元和谐精神；三曰“实事求是、经世致用”的务实精神。班固的“实事求是”命题与王充的“实事疾妄”命题，体现了求真务实、批判虚妄的精神；“经世致用”思想源于孔子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”，又说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（均见《论语》），就是提倡“经世致用”。王充提倡“文为世用”（《论衡》），宋儒程颐说“穷经将以致用”（朱熹：《论语精义》），清儒黄宗羲说“经术所以经世”等，都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。上述三大精神中最根本的是道德人文精神.

三、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性、普世性

    1、仁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，是根本之道。“核心理念”就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。有人说“爱国主义”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理念，我以为不然。“爱国主义”是指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，在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属于诸德之一，但并非最核心的理念。例如《论语》讲“子以四教：文行忠信”（《述而》）注者谓“典籍辞义谓之文，孝悌恭睦谓之行，为人臣则忠，与朋友交则信”。可见“忠”是一种政治节操，是儒家提倡的常用大德之一，但非最核心的理念。况且爱国之忠是每个国家都提倡的，非中华民族特有。

从《论语》可知，孔子在不同场合下论及了二十多个道德价值观念。例如仁、义、礼、知、圣，中、和、忠、恕、敬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等等，但讲得最多的是“仁”。“仁”是孔子学说中最根本、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，是具有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道德范畴。孔子说“仁者爱人”，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确立，是儒学道德主体性特性的确立。孟子说：“孔子曰：‘道二：仁与不仁而已矣。’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是对孔子核心理念的精辟概括。

“仁”的基本涵义有三：一是人，即所谓“仁者人也”，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在；二是德，孔子所谓“仁者爱人” ，就是说有道者的根本之德在于爱一切人；三是根本之道，如孔子所云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 ，意谓政治的要义在以人为本，归根结底是实践仁道。孔子又说：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、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 ，都揭示了“仁”是内在于心的道德自觉。但这种道德自觉，主要是后天修养而成的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即指通过自身修养回归礼义最终达到“仁”境界的途径。

2、“仁”与诸德是体用关系。儒家以“仁”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，突出了“以人为本”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质。坚持以人为本，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、发展权，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，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。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。中国儒学史上，从孔子的“仁者人也”到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再到黄宗羲提出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 ，就体现了从民本到民主的思想发展逻辑。
“仁”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先儒其实早已作出明确回答。孔子在谈到仁与礼的关系时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！” 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宋儒程颢说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者，性也。仁者，全体。四者，四支。仁，体也。义，宜也；礼，别也；智，知也；信，实也。”又说：“学者须先识仁。仁者浑然与物同体。义、礼、智、信皆仁也。”（《二程集》）可见，在先儒看来，仁与其他德目并非并列关系，而是体用关系，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。仁是道之体，义、礼、智、信是道之用。因此，将“仁”作为儒学最核心的理念，是符合历代儒家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知的。

3、中华文化的常德：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廉、和、敬。
在“仁”的总体观照下，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，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常用大德，是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廉、和、敬八大理念。

义：“义者宜也”，“义”就是合理、适当、公平、公义。对于个人而言，义要求言论合理，举止适当，待人公平，追求公义。对于政治而言，则要求执政者政策合理，执法适当，分配公平，坚守公义。

礼：“礼者序也”，“礼”就是有序、有别、守礼、守法。礼的根本特性就是讲究规则、秩序。孔子治国的战略方针是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要求维护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的伦理秩序。中国传统社会讲从礼治，现代社会讲法治，都是旨在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和行为规则。但无论礼治法治，都必须立足于道德之“仁”，必须合乎仁道。“礼”与“法”都是“仁”的制度之用。

智：是指知识的积累、认知的能力与智慧的运用。孔子说：“知者不惑。”是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表象所迷惑。孟子说：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是指判断是非的能力。这个“智”，为历代儒家所重视，视为五常德或三达德之一。但现代人所谓的“智”，属于认知方法、认知能力与知识范畴，而不属于道德范畴。

信：《中庸》说：“誠者天之道也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”“诚者”是真实无妄的“天道”（客观规律），“诚之者”是信守这个天道，即所谓“信”。“诚信”的基本涵义是诚实、守信、践诺、守法，尊重客观实际，坚持实事求是。孔子说“民无信不立”，是要求执政者必须取信于民，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。所以“诚信”既是立身之本，也是立业之本、立国之本。

忠：“忠”在古代主要是指为臣之道。如孔子所说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引申为忠于国家、忠于人事，如《论语·学而》记“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！”这个“忠”是忠于人事。如杜预注《左传》，称“季子忠于社稷，为国人所思”，是忠于国家社稷。今天，“忠”包含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、忠于事业等涵义，是体现爱国主义的重要理念。

廉：即廉洁奉公，是中华传统文化一贯重视的政德。《周礼·天官宗宰》就已提出从廉善、廉能、廉敬、廉正、廉法、廉辨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，称为“六计”。《管子·牧民》篇提出了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的价值观。孔子提出“政者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的廉政思想。廉政首要是廉洁公正。“大臣之廉耻，即天下之风尚”（史可法《辞加衔疏》）。“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·廉耻》），可见廉德的重要。当前中国政界官员贪贿成性，寡廉鲜耻，腐败丛生，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的缺失，缺少严格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。我们应当将反腐倡廉作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。

和：“和”是中道，基本涵义是执两用中，和而不同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、释、道都有丰富的和谐思想。儒家有整体和谐、群体和谐、个体和谐的系统论述。世界佛教论坛的《普陀山宣言》提出“人心和善、家庭和乐、人际和顺、社会和睦、文明和谐、世界和平”的“新六和”思想，道家讲“阴阳会通，和生万物”，都是讲普遍和谐。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多元和谐，而非强求多元同一。处在“和平崛起”进程中的中国，更有必要以“和”为中华民族的常用大德。

敬：有敬天、敬祖、敬父母、敬师长、敬朋友、敬业等多重涵义。  《周易》讲“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。孔子论“孝”以“敬”为人兽之别。宋明儒家主张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在致知”，都把“敬”列为常用大德。人若无敬畏之心，就会肆无忌惮、甚至无恶不作。  （文革教训，打倒一切）。

上述以“一道八德”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，历千年而不失，可谓历久弥新，他们在当今全球化、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不仅没有过时，而且愈益显示出其现代性价值与普世性意义。
所谓现代性，即具有在现代存在的价值，并能适应人类的现代生活。例如，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坚持“远交近和”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在国内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，推行民主仁政、取信于民、互利互信、孝悌忠敬、礼貌和善等价值观，都体现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性。
所谓普世性，即具有普遍性意义，能为全人类接受并付诸实践。中华文化中仁爱、正义、礼仪、忠信、和谐、诚敬等价值观念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结晶，也是全人类都能接受并能付之实践的普世价值。
当前，中国进入了和平崛起新时代，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全面复兴、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“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人们日益认识到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、重塑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务之急。我们要继往开来，因时制宜，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重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，以适应伟大时代的发展需要，使中华民族永远以一个平等自信的成员屹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。

四、关于书院教育之管见

在中华人文精神及其核心价值观照下，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的书院教育呢？

1、恢复书院教育的必要性。中国传统的教育，有官学教育，如太学、国子监、府学、县学等等，培养的是官员接班人。也有民间教育，既为官员队伍输送人才，也培养了大批无缘进入官员队伍而在民间著书立说、普及文化知识、传道授业解惑的文人志士。书院教育便是民间教育的主要形式。

中国传统的书院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平台，也是培育君子人格、提升人文素质的教化场所。在千余年的书院教育实践中，涌现了大批著名书院，如湖南的岳麓书院与石鼓书院、河南的嵩阳书院与应天书院、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与鹅湖书院，浙江的丽泽书院与瀛山书院等等，这些书院，不仅培养了大批各级官吏与民间教育人才，而且通过他们向广大民众传播了中华文化优秀精神与道德品格。

但从清末、民国开始引进西方学校教育以来，中国的书院教育逐渐式微，书院教育的精神也几乎丧失殆尽。尤其是1949年以后，政治教育代替了传统道德教育，科学知识的传授淡化了人文素质的培养，当官发财的功利目的取代了“修己安民”的君子理想。因而产生许多弊端：高校“优等生”不知仁爱、孝敬、礼义、廉耻为何物，干出伤天害理的事而不知悔改（如复旦投毒案、李某轮奸案），一旦有权，就贪污成性，腐化至极（如许三多、徐三多），这从反面凸显了恢复中华传统的道德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尤其凸显了恢复书院教育的必要性。

按语：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正能量男主角名许三多，吴教授是指此人吗？或者另有所指？答：非也。指杭州市原副市长、被处死的贪官许迈永，房多、钱多、女人多。

2、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与性质、功能之我见。在全球化、现代化、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中，如何认识书院教育的性质、功能与目标并推广书院教育呢？
首先，要认识书院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。《大学》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按王阳明的解释，“明明德”就是“明此心之徳，即是仁”，“亲民”就是“亲亲而仁民”，明德、亲民就是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“止于至善”就是“致良知”。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书院教育。我认为，书院教育的基本性质是道德教育，教育目标是明道立德、修己安民。
其次，要认识当今书院教育的性质与功能。我认为，现代学校教育的优长是传授知识与技能，使学生掌握谋生的手段。其短缺是忽略道德人格的培养与人文素质的提升。现代书院教育则不必承担学校教育的全部功能，而应着重于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。其基本性质属于德育为主的社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，实际上是学校教育的补充。
第三，从上述认识出发，就应明确现代书院的课程设置应区别于正规学校的课程设置。其重点应放在德育，即致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养成。而辅之以传统书院的“六艺”课程（日本乡校）。其教学形式是生动活泼的，而不应是单调枯燥的道德说教。

为此，我有四点建言：
    3、开展书院教育的建言
一是开展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教育。马一浮说：“国学者六艺之学也”，其所谓“六艺”，即  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，六经又配六德，即以《诗》配仁，以《书》配知，以《乐》配圣，以《礼》配义。以《易》配中，以《春秋》配和。即通过经典教育培养学生为人做事的基本道德；

二是举办名家名师的道德讲座与国学讲座。通过名家讲座，使学生切实领会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所在。在我看来，这个精华的核心部分，就是以“仁”为根本之道，以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廉、和、敬为常用大德的核心价值观。

三是建立学术会讲制度。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宋明学者，流行会讲制度。即定期聚集学者进行学术辩论。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学术会讲。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号称“东南三贤”之一的浙江学者吕祖谦特邀朱熹与陆九龄、陆九渊共赴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论道，参与者有百余人。双方辩论了十余个问题，虽然未能弥合分歧，使道学“会归于一”，但各方都觉得很有益处，陆子以“莫不悉破其说”（《象山集·象山语录》）为满足，朱熹也说“讲论之间深觉有益”（《朱文公集·答王子合》）吕祖谦则说：“某同朱元晦至鹅湖，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，甚觉有益。”说明这个讲会，大家都受教益。明代以后，儒学之“讲会”更是蔚为大观，遍及全国。这些讲会，主要在德行的培养而不是传授某种专门知识，对于培育士子的道德人格与体会儒学精神、弘扬儒家教育传统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也是能弥补当前教育之不足的。（郑晓江）

四是开展德育实习。书院应当鼓励学生走出校门，走上社会，从事公益服务活动（如孝敬老人、尊师爱教活动，帮助残障人士的公益服务活动、公益性劳动等），以此培养学生的爱心与高尚品格。
总之我认为，在弥补当今学校教育的德育缺失和人文精神的弱化方面，书院教育是大有可为的。

谢谢大家，欢迎批评！

（编者按：此稿件为吴光教授会讲原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