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王朝是一个保守的社会,正因为保守,它又是一个要求能够变法图新的社会。新法一被提出,就在朝上下引起了激烈的论争。变法的代表是王安石,反对派的代表是司马光。两派都主张要改革,争论的焦点是:如何把握行政权力干涉经济生活的分寸。变法派说,国库空虚,要用行政力监管经济;反对派说,与百姓争利,会扰乱经济秩序。
苏轼对于变法的立场是,希望能够进行和风旭日的改革,而不是暴风雨式的变法革新。宋神宗是欣赏苏轼的才华的,但王安石均表示坚决的反对,他对神宗说:“苏轼学问的路子不正,其学问很少能够用于世,反而有害于世。”苏轼深知,再在朝廷这个是非之地坚持下去,肯定惹火烧身,于是他主动申请离开朝廷到外地做宫,这样还能为百姓做点实际的事情。
苏轼离开朝廷从杭州担任通判开始。而苏轼词的创作生涯卽从杭州开始。到了密州任职期间则是词创作的飞跃阶段。那首水调歌头便是在密州的千古绝唱:
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
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就在苏轼到达湖州,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的奏章,在奏章上挖出了几处刺眼的文字。苏轼说:“臣性资顽鄙,名迹堙微,议论阔疏,文学浅陋,凡人必有一得,而臣独无寸长。”反对者认为,这分明是正话反说,借此自我吹捧。
苏轼说皇上“知其(苏轼)愚不适时,难以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”。反对者认为,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!还自诩“老不生事”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?
连续罪状直接告到神宗处,神宗下达圣旨交付御史台处理,御史台又称“乌台”,所以苏轼这个案子,又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黄州,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转戾点。他领悟到了一个真理:诗文不敢多作,我就作猪头颂;没法跟老朋友见到,我就多交新朋友,没有办法做官,我就做农夫、做厨师。我不仅自已做,还写成菜谱传给大家一起做。他说:“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。” “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
这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,在东坡的耕作中,在与市井朋友的交往中,他逐渐养成虚怀若谷,宽以待人的大气。这叫平湖秋雁,笑看风雨。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定风坡》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,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情。
苏子曰︰「客亦知夫水与月乎?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。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,而又何羡乎?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」
苏轼认为,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,自然无所谓生死,人有无所谓生死。只要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自然当中去,享受每一分生命、月光与清风,生命就会达到永恒。
其实,《赤壁赋》中的这番主客对话,未尝不是苏轼自己的内心独白,是过去知苏轼与如今之苏轼的对话,是旧我与新我的对话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。完
院长听课感言:杨老师以苏轼生命历程为例,重点是讲有与无。有执与无着是道家重要为人应世智慧。有,即进取,努力,奋斗,执著,不息。无即轻松,放下,能容,静候。两者不是先后关系,而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。如何在进取努力中也时时保持轻松,放下的心。也即儒家强调的君子而时中,乾坤并健,无入而不自得也。借苏轼的个人经历与不同时期诗的境界来阐释有无之境。